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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“莫得毒”的农药 让国人吃上更安全的果蔬

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中,由10万名群众、70组彩车所组成的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,让人印象深刻。其中之一,是展现王进喜铁人精神的“艰苦奋斗”方阵。

步入新时代,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仍在一代代传递。在成都高新区百草路898号,成都特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成都特普”)董事长黄永也在自己奋斗的路上不断前行。他的目标,就是让国人吃上不含农药的蔬菜瓜果。现在,他离自己的奋斗目标越来越近了。


海外“取经”

用先进农业知识

让农民增产增收

记者来到黄永的办公室时,他正在看刚收到的微信,看着看着,嘴角不由翘起来。原来,广西葡萄种植户发来了百香果采用“太抗”生物农药后长势喜人的照片。黄永马上向记者分享这一喜讯:“你看,一株藤上挂了10个果子。种植户说,这比他没用‘太抗’之前,挂果率高出2倍多。”

黄永从事的工作,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工作一样,都属于农业科技领域。不同的是,袁隆平的目标是水稻高产、更高产、超高产,不再有饥荒;而黄永所追求的就是,让国人吃上不含农药、绿色健康的果蔬。

从求学至今,黄永和农业结缘已有40余年了。“老实说,最初在四川农业大学学习时,我并没有想到我会一直干这行,并且爱上这行。”

改变,是从田间地头开始的。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,黄永进入农科院工作,不时会到田间地头和农户打交道,这让他真正意识到农业技术的重要性。“那时,国内农业种植技术还很落后,农民的收入也不高。为了帮助农民增产增收,农科院研发了一项果蔬保鲜技术,能让水果多保存一个月,试点农户增收翻倍。这让我深刻意识到,只要有好的技术,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助到农户。”
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1989年,黄永赴悉尼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学,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。

“作为一名搞科研的人,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,报效祖国。”在黄永的回忆里,上世纪90年代,他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机会,在考察中看到了国内与国外在现代农业方面的差距。“比如,在节水灌溉方面,我们国内的技术还落后别人很多年。而最让我担忧的是,化学农药和化肥被大量滥用,不仅会削弱土地的生产能力,还会加剧环境污染,而这些含农药残留的果蔬最终又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。”

看到这些,黄永便悄然萌生回国的想法。“当初出国留学,就是想学习国外的先进农业知识,让我们国家的农民增产增收,更富有。后来,看到国内外的差距,就更想回国报效祖国了。”黄永说。

回国创业

落户成都高新区

开启生物农药研发

此后,黄永先后考察了新疆、江苏、山东等多地,但因为各种原因,回国创业的第一颗“种子”迟迟没有播下。

直到2000年,西部大开发的蓝图徐徐展开,成都高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春风下快速发展。一年之后,成都高新区当年全口径工业总产值由1997年的40亿元增至113亿元,增长了1.83倍;在招商引资方面,截至2001年,引进了摩托罗拉、家乐福、阿尔卡特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及国际知名企业。

成都高新区的成长,让远在大洋彼岸的黄永看在眼里。“回国创业,到底是选择北京还是成都,我曾产生过犹豫。”黄永说,就在他左右犹豫时,成都、成都高新区的相关部门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,并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针对性服务,“这些支持,对于公司初期发展尤为重要。”黄永说到。

2000年6月,黄永回到成都,在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5号的博士创业园里创办了成都特普,让这颗“种子”在成都高新区的土壤里孕育。他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圆梦第一步,就是扎根成都高新区,成功研发出生物农药,让生物农药走进农户的庄稼地,让绿色果蔬摆上市民的餐桌。

2000年到2006年是成都特普生物农药的研发初期。“那时研发团队每天都呆在一间5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,一心和‘无毒’农药较劲儿。”6年的研发期,一直在投入人力、物力、精力和财力,但产品没有诞生,更毋谈企业效益。对于黄永来说,唯一支撑他做下去的信念,就是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,而任何有意义的事都不是可以轻轻松松就完成的。在他看来,科研人员的“基本功”就是耐得住寂寞、坐得住冷板凳。

2009年,经过技术迭代后,成都特普终于成功研制出能够替代化学农药的生物制剂,并向农业部提交第一个“太抗”产品农药登记申请;2010年,“太抗”获得临时登记,2011年投入试生产;2012年获正式登记,成为我国首个登记为植物诱抗剂的生物农药,开启了我国农药登记新类别。

市场“闯关”

“莫得毒”的生物农药

成种植户的“小帮手”

从落户成都高新区以来,成都特普的办公地几经变化——从高朋大道5号的博士创业园这一“苗圃区”,到成都模具工业园,再到成都智能信息产业园。三个空间座标,勾描出了成都特普依次走过的研发、试生产、扩大规模的成长历程。

从研发到成功研发、再到扩大生产规模,听起来似乎是顺风顺水。但从黄永的工作“打卡地”来看,其实是经历了一番风雨。“2000年到2009年,我是国外国内两边跑。从2009年开始,我开始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国内,在国内各地跑。”聊起创业以来最难、最累的时刻,黄永想了想说,“其实一直都累,因为我们不停在向前走,就一直会有新的目标、新的困难。”在他的记忆里,印象最深的便是如何让生物农药走进广阔的田间地头,迈向市场。

当生物农药“太抗”成功问世后,吸引媒体纷至沓来,争相报道。然而,生物农药受到媒体热捧的同时,却在种植户那里遭到了冷遇。在市场推广初期,种植农户对生物农药低毒、安全的特点难以理解:“农药莫得毒,那还叫农药?”

这一阶段,最让黄永和他的团队犯难的就是如何让农户们正确理解生物农药。“不懂市场、更不懂种植户心理的研究人员,天天开会想办法,如何去破局。”黄永的办法简单直接,“对我们这些’书呆子’来说,要回答农户的这个问题的确有点难,而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用事实证明。”

成都龙泉驿区洪安镇的葡萄种植户伍万林打开了“破冰”的第一局。该名种植户从130亩种植面积中划出30亩来使用“太抗”这一生物农药,其余则使用进口农药。一年下来,使用“太抗”的葡萄长得比使用进口农药的还要好,不仅病虫害少,而且葡萄饱满均匀,含钙量、含糖量高,品相也好很多,单价比同类产品要高出60%左右。同样,经测试,使用“太抗”的水稻平均增产12.5%,一亩地可增收150元。

随着市场的逐步打开,成都特普进入规模化生产。2017年,在原有生产线上又增加了一条生产线,销售额也在数年间破千万,成倍增长。在各地的田间地头,来自成都特普的生物农药已成当地农户的增产“小帮手”。

每每手机上收到种植户发来的“喜报”,黄永就像一位丰收的老农一样,一脸笑容,反复看着作物图片。黄永说,作为一名农业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和研究者,这就是他最愉悦的时刻,“觉得自己做到了学以致用,为农户增加了财富,为国家带回了现代农业的力量。”

奋斗不止

要让全国种植户

都知道“太抗”

采访当天,办公室里仅有黄永和另一名工作人员“留守”。相比于办公室的清静,生产线上则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。黄永告诉记者,“今年销量比我们原本预计的还要好,销售供不应求。别看我这里安静,生产线上现在已经是等着产品下线就要拉走,基本上办公室所有人员都去增援生产线了。”他预计,今年的销售额还将再翻一番。

从创办成都特普伊始,黄永一路走在守护“舌尖上的安全”路上。如今,成都特普已在全国30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设立了营销网点。黄永已迈出了“让国人吃上不含农残的蔬菜瓜果”的一大步。

这个成绩,对黄永而言是不满足的,“我的创业初衷是让国人吃上不含农药的果蔬,这只有让生物农药在全国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。我们现在的发展还不够,所以我对眼前的成绩并不满足。”

在他的工作计划里,下一步,成都特普的重点是给种植示范基地提供更好的服务,如组织种植知识培训、病虫害治理等,“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中了。今年,我们已和20多个种植基地达成了服务协议,由点向面,进一步拓宽种植户对生物农药的认可度。”

在成都高新区落户19年来,带着成都特普一年年成长的同时,黄永见证和参与了成都高新区的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新气象。

作为首批入驻博士创业园的海归博士之一,在黄永的记忆中,那时的创业园还颇为冷清,“入驻企业不多,人也不多。一般到了下午5点多时,走在园区里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了。”回忆着那时的情形,他的描绘颇有点田园诗歌的味道, “园区里楼房不高,在楼房外围是一排排树,再往外就可以看见一片片农田。”这样的“孤单寂寞冷”没过几年就变成车来车往、人气红火,集生产、生活,生态于一体的园区。

黄永的这一感受,从一组数据上体现得更为直观:1991年,成都高新区共有高新技术企业14家;1995年,达到152家;2004年超700家,占全省53%、占成都66%;2017年,这一数字破千,增至1058家。到了2019年上半年,已聚集高新技术企业1599家。

谈及现在最大的期望,黄永认真想了想,“我希望每天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有一天,能让全国所有的种植户都知道生物农药、知道‘太抗’,让所有国人都吃上不含农药的果蔬。”


来源:成都高新电子报     发布日期:2019-11-14